杨什八郎村虽然曾经迁移过，但大体上不离金堤左右。说起这金堤，在历史上那名气可大了。相传这道黄河古堤是秦始皇所筑，濮阳一带的民间传说将此人吹得挺“邪乎”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北筑长城防匈奴，南筑金堤挡黄水，征调了成千上万民工，日夜奋战来修金堤。累死、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，可是大堤还是修不起来。
　　秦始皇得知后，骑着一匹石马，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监工。他刚到黄河边，就遇到水妖作怪，霎时天昏地暗、狂风怒号、大雨倾盆，滚滚的黄水往上涨，大堤根本没法修筑。秦始皇生了气，扬起手中赶山鞭往水中打去，打得水浪滚滚、河水倒流。河水中一个怪物被逼得现了形，那怪物形若猿猴，缩鼻高额，青躯白首，金目雪牙，正是惯于兴风作浪、翻江倒海的蛟龙。秦始皇用赶山鞭朝它打去，蛟龙则向他大吐黑水。不一会儿，黄河变成了血河，鱼、虾尸体漂满河。后来，蛟龙体力不支，顺着黄河往东海逃跑。
　　秦始皇骑着石马，继续前行，头前走过，后边堤起。这匹石马，眼没睁开，摸瞎往前走，结果，走得弯弯曲曲，大堤也不直。堤修好后，挡住了黄水，从没有开过。秦始皇给起了个名儿，叫“金堤”。
　　“金堤”之名，在西汉的文献中就出现过，的确是很古老的黄河堤。战国时，黄河沿岸各国开始修筑大堤，但各自利益不同，堤修得就非常不合理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整体规划重修大堤，倒是确有其事。
　　金堤的存在，证明这一带很早就是华夏农耕文化的腹心之地。当习惯西北牧场马背生活的党项及诸“色目人”移居这样一片土地，他们的生存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
　　早在明代，就有人对杨氏家族文化的变迁作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夫氏也，生于贺兰，迁于濮阳……然而是西夷之人也，夷之变于夏者也。”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认同，使这个家族在百年的时间内，迅速汉化了。
　　西夏一带，“土坚腴，水清冽，风气广莫，民俗强梗尚气，重然诺，敢战斗。”人们四处游牧，剽悍而质朴，刚到濮阳，尚“华衣锦帽，纵鹰犬驰逐以为乐”、“时北方人初至，犹射猎为俗，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”。
　　当他们结束游牧生活，由“射猎”而转为“耕垦”后，接受汉文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。
　　尽管元朝政府多次下令蒙古人、色目人“不拘汉俗”，不得行守丧之制。但杨氏二世祖闾马在濮阳安定下来之后，即“卜茔于本宅之西北堤南道北爽垲之地，亲茔冢圹，栽植柏杨，乃迁其祖考妣而葬焉”。三世祖达海将坟地由1亩扩为10亩，再扩为200余亩，收入专供祭祀之用。四世祖杨崇喜在国子监苦学多年，即将参加殿试，忽闻其父去世，叹曰：“亲老违养，非孝也。”毅然放弃功名，归家守丧。杨崇喜可说是标准的谦谦君子，他一生恪守儒家伦理规范，笃行的虔诚，足以令许多久居中原的汉族士大夫汗颜。
　　散居在濮阳的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人，也都相继完成民族同化过程，消融在汉民族和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　　有学者说，《唐兀公碑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是民族融合过程的一个实物见证。
　　杨什八郎村“善俗”犹存
　　1985年下半年，河南省社科院学者穆朝庆先生前往杨什八郎村调查，在收藏《述善集》和杨氏家谱的杨存藻家，他为杨的老父亲照了张相片。数月后，杨存藻的父亲去世，生前没有留下照片，他非常想写信给穆朝庆要那张照片，可踌躇了好多天没法下笔。他的难题在许多人看来简直不是问题：当初他没有询问穆朝庆的职务，不知道信的开头该如何称呼！
　　杨存藻为难了好多天，直到第二年宁夏社科院学者罗矛坤到杨什八郎村做调查。接待完罗矛坤先生，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你认识河南省社科院的穆朝庆吗？你们之间好称呼，能不能给他写封信请他把照片寄过来？”罗矛坤很爽快地答应了：“行！我看到照片在老穆桌子玻璃板下压着，我给他写信。”
　　杨存藻很高兴，赶忙买了信纸、信封和邮票，拿给了罗矛坤。没多久，照片就寄了过来。
　　在一般人看来，他未免过于“迂腐”。但在杨存藻看来，称呼是个大问题，绝对马虎不得。采访中记者发现，杨什八郎村似乎更遵守传统的礼仪规范，甚至颇有点“克己复礼”的意思。采访到的杨什八郎村民都说，杨氏族人以团结和睦闻名乡里，族内从来不发生打架骂仗的事情，只要族内人有事，个个愿意帮忙。虽然杨氏一族“人多势重”，但他们与周围的村子从来没发生过矛盾，更没有什么冲突。
　　阅读有关资料，记者发现，杨什八郎村的这个特点由来有自。
　　在他们世代珍藏的《述善集》中，第一卷就是《善俗卷》，主要记述其世和四世为“美风俗、厚人伦”，与周边百姓共立《龙祠乡社义约》一事。
　　《龙祠乡社义约》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规民约。义约共15条，既有“务辨尊卑之差，别长幼之序，明宾主之礼”的“乡社之礼”，又有很多日常行为的道德约束：谁家耕牛死亡，“则社人自备饮食，各与助耕地一晌”，谁家遭受水火盗贼等意外灾难，社人“各量己力而济助之”，平时要看管好自家的牲畜，不能作践田禾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聚众而奖之（或罚之）”等道德评价机制。
　　河南大学教授刘坤太认为，《龙祠乡社义约》脱胎于北宋著名的《蓝田吕氏乡约》，并下启明代王阳明的《南赣乡约》，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。虽然受《蓝田吕氏乡约》的影响很明显，但《龙祠乡社义约》少了一些大道理，多了许多更具体更实际的规定。唐兀家族恪守儒家伦理规范，尊奉倡导的“乡党之义”，讲信修睦，努力使自己的小环境达到“里仁为美”的境界。
　　《述善集》收录了不少当时人为《龙祠乡社义约》写的诗、赞、记等，其中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、达官显宦竟有10多人，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，社会评价之高。
　　刘坤太说，本属典型中原汉文化的“乡社之礼”，落户中原不过数十年的西夏遗民“讲究”得如此认真，足见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。
　　“九儒十丐”妖魔化元朝？　　
　　“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医、六工、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，这个所谓的元朝社会等级划分，人们耳熟能详，给人的印象是元朝统治者践踏斯文，元朝社会漆黑一团。
　　近来有人考证，这种等级划分完全是子虚乌有，制造这种说法的人，颇有妖魔化元朝的嫌疑。
　　这种说法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，其实是元代初期读书人无奈的自嘲。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引用这句话时，在前面加了两个字：“元制（度）！”这一下不打紧，原本是读书人的一句戏言，被众多不知情的人当成了元朝的制度。
　　其实元朝皇帝智商一点也不低，他们早就明白，“北方之有中夏者，当行汉法乃可长久”，“帝中国当行中国事”。为了“以汉法治汉地”，元朝数代皇帝都重视儒学，尊奉孔子，武宗更加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
　　相对于其他的色目人，西夏遗民更容易接受儒学。元昊建立西夏时，就开始在文化上全面向汉族学习，其后西夏的儒学相当发达。
　　杨氏二世祖唐兀闾马定居濮阳后，“好学向义”，留下了“宁得子孙贤，莫求家道富”的名言，至今为杨什八郎村民所熟知。闾马以厚礼聘请老师，教自己子孙学习儒家经典。晚年积聚一定家财后，开始着手兴建义学。经其子达海，其孙崇喜持续数十年的努力，一座规模宏大的书院终于建成，并建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之殿”（即孔庙），以春秋祭奠、供学生瞻仰。
　　书院建成数年后，朝廷有人提议：“是义人也，宜旌之。”于是皇帝赐名“崇义书院”。一直到清代，这个书院在濮阳都很有名，清末武状元张三甲，就曾是这个书院的学生。
　　据《述善集》记载，元末明初时期，崇义书院实行的是义务教育。崇喜为学校置办了454亩“义学地”，由族人共同耕种，所得收入一方面用于聘请名师，一方面供给学生衣食。不管是本族学生，还是外姓学生，一律免除所有费用。
　　对于崇义书院，《述善集》记载颇多，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完整也最原始的元代书院记录，是研究元代教育，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。
　　极力倡导儒学的唐兀崇喜本人，就是知名的儒者。他曾经是国子监的“上舍生”（优等生），可说是唐兀家族三代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。《述善集》和《唐兀公碑》都出自他手，《龙祠乡社义约》也是由他重新修订。对于这个家族的发展，唐兀崇喜影响极大。可以说，杨氏家族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，能保持诸多“善俗”，都跟他有极大的关系。
　　三代培养出的贵族　　
　　濮阳杨氏家族珍藏六百余年的《述善集》，所收录的文章诗赋都是记述、赞颂杨氏一家一族之事，共有作品75篇，由杨崇喜于元末编成。文集中的作者大多与杨崇喜关系密切，绝大多数作品是因他而作。这些作者中，有12人正史和方志有传，都是元末明初的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，如担任过部长级高官的著名学者危素、程徐、曾坚等，足见杨崇喜社会声望、地位不平凡。杨崇喜曾是国子监的上舍生，元朝的国子监保持300～400生员，其中有40人是上舍生。他的成绩达到标准，参加会试并考中，可惜此时他父亲去世，他放弃了殿试归家守丧，后来没再做官，只担任了家族承袭的百夫长。虽然如此，危素、程徐等人对他也极为尊重。
　　从记载看，杨崇喜是典型的谦谦君子。他有军户身份，又身为百夫长，也常在家族内组织射箭比赛之类的活动，不过跟他祖上奔驰草原的剽悍相比，他倡导的射箭彬彬有礼，完全不是一码事了。他要求家人先要“内外揖逊，中合于礼节”，然后才能拿起弓，射不中的时候，要责备自己，不能怨恨获胜者。虽然是比赛，但也要是君子之间的竞争。孔子关于射箭，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，杨崇喜付诸实践，毫不马虎。曾在贺兰山下游牧的党项人，一旦接受了儒家思想，竟贯彻得如此彻底，的确是“夷之变于夏者也”。
　　西夏遗民后裔的寻根愿望　　
　　2001年10月，杨学景等三位杨家人代表族人前往宁夏，踏上了寻根的路途。
　　其实杨家人最初并没寻根的念头，县里文化部门有人“撺掇”说，你们不想回去看看？三说两不说的，他们动了心，几个村合计着去一趟，“看看有遗址没，有咱同族的人没”。到了宁夏，他们找到了曾到村里搞过调查的罗矛坤先生。结果使他们有点失望，“人家说我们当时是牧民，没有固定的场所。同族也找不到了。”在别人建议之下，他们去了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。
　　看着贺兰山下那一个个“头枕青山，脚依黄河”的坟茔，他们感觉既陌生又亲切。在王陵前烧了些纸和香，他们失落的情绪渐渐没有了。“也算找到了老家，不虚此行了。”
　　在杨什八郎村时，村民对自己民族身份问题看得很淡，“祖先觉得汉族不孬，随了汉姓。现在都汉化了，不说少数民族的事了”。在外面工作的族人，有的想争取少数民族身份，但村里的农民却大多持无所谓的态度。
　　因年代久远，杨氏族人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党项后裔，《唐兀公碑》和《述善集》的发现才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。《唐兀公碑》与《述善集》具体而详尽地记录了逐步汉化的进程。汉化在姓氏的使用上表现最为明显，从一世到三世专用赐姓唐兀，四世时唐兀与杨氏并用，五世以后便全用汉姓杨氏，生活习俗也都差不多完全汉化了。他们早期与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、怯烈及蒙古朵烈团等族通婚较多，其后主要与汉族通婚。明初曾规定蒙古人、色目人“不许本类自相嫁娶，违者杖八十，男女入宫为奴”。杨氏六世祖以后，婚配者差不多已全为汉族，其汉化的进程也随之进一步加快了。
　　采访中记者多次问村民，他们与周围村庄的人相比有什么不同，村民都说没什么不同，以前说额头高什么的，其实也不很明显。解放前，杨什八郎村还有尚武的风气，民谣说：“喝了什八郎的水，大人小孩都会伸伸腿儿。”意思是都会点武术，但现在尚武的风气已不复存在。　（全文完）
　　为了弄清自己的民族身份，2001年十月，杨什八郎村的三位杨家人代表族人前往宁夏寻根。当他们站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前，看着那一个个“头枕青山，脚依黄河”的坟茔，不由得产生了回家的感觉。　翻拍资料照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