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氏的祖先“世居宁夏路贺兰山”，为什么在西夏灭亡后选择了数千里之外的濮阳，并且世世代代定居下来？为什么离开自己熟悉的游牧世界，来到传统的农耕文化区域？
　　问起这个问题，杨什八郎村一位老人说，当初二世祖看这地方不错，就留了下来。但按照《唐兀公碑》和杨氏家谱记载，其一世祖唐兀台没有到过濮阳，二世祖唐兀闾马才定居濮阳。闾马定居濮阳，大概是１２７９年蒙古灭掉南宋、统一全国前后，这个时候，距离西夏的灭亡已经５０多年。这５０多年，唐兀台、唐兀闾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哪里？怎么过来的？
　　依据杨氏家族世代衷心呵护保存下来的史料，如《唐兀公碑》、《述善集》和家谱，并参照《元史》、《金史》等文献，学者们大致描绘出了杨氏家族辗转来濮阳的复杂过程。在这里定居，似乎并不像是唐兀闾马个人的选择，而是全国统一后，蒙古人有意的安排。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大概是濮阳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，土地肥沃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。
　　随蒙古大军逐鹿中原
　　蒙古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极其惨烈，双方都打红了眼，成吉思汗曾发誓“（将西夏）殄灭无遗，以死之，以灭之”。因此，在进行采访之前，记者想当然地认为，杨氏这支西夏遗民，是躲过蒙古骑兵一次次的追杀，四处漂泊之后，隐姓埋名来到濮阳的。
　　看到《唐兀公碑》后，我马上知道自己的想象全然不对。按照石碑上的文字及杨氏家谱记载，杨氏一世祖唐兀台是蒙古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。唐兀台随蒙古军队南征，“收金破宋”，屡立战功，担任“弹压”官职（级别大概是八品或九品）。他随蒙古部队征战了３０来年，６０多岁的时候病死在军营中。当时他的儿子唐兀闾马年仅１０岁，靠族人照料在军中长大。成人后的唐兀闾马弓马娴熟，随蒙古军队四处征战，参加过《神雕侠侣》中浓墨重彩描写的襄阳大战，当然，那时他是郭靖的敌人。
　　西夏的遗民怎么成了蒙古的士兵？西夏学者白滨在甘肃酒泉发现的《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》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：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，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，被任命为肃州长官，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，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。而《元史》中记载了另一种情形，蒙古贵族阔端镇守凉州时，“大发民为兵”，强征大批西夏遗民加入蒙古军队。唐兀台的情形，大概属于后一种情况。
　　有研究者撰文说，虽然不少西夏人随蒙古大军征战，但蒙古人对西夏人的敌忾情绪和防范之心一直很重，这些西夏人的地位很低，远远不如率先归附蒙古的畏兀儿人和回回人。而西夏遗民的内心深处也存在着强烈的对抗情绪。
　　西夏灭亡３０多年后的１２６０年，忽必烈继承汗位，西夏人的状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，“帝以西夏子弟多才俊，欲试用之”。他在很多方面有意识地提高西夏遗民的地位，重用遗民中的上层人物，并且“世祖（忽必烈）以其（西夏）人刚直守义，嘉之……次蒙古一等”。元朝将所有居民分为四等，西夏遗民原本处于最低一层，忽必烈将其提到仅次于蒙古的第二级“色目人”，与畏兀儿、哈刺鲁、乃蛮等享受一样的待遇，高出了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。
　　忽必烈为什么突然对西夏遗民如此厚爱？据暨南大学教授汤开建研究，这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原因。蒙古人打败顽强的西夏军队后，对西夏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，这种报复持续了数十年，使西夏故地一直动荡不安。而西夏故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，是控制蒙古西北诸王以及与中亚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。稳定这一地区，是忽必烈面临的重大任务。因此他一改过去的高压政策，起用西夏遗民，以稳定西夏人心。此举果然奏效，１２８８年“宁夏”路的建立，成为西夏得到安宁的标志。
　　另外，忽必烈即位不久，就先后爆发了西北蒙古诸王和山东一带的汉族权贵的叛乱，尽管叛乱很快被平定，但忽必烈从此对部分蒙古贵族失去信任，对许多汉族官僚更是充满戒心。而在山东一带汉族权贵的叛乱中，西夏皇族之后李恒却不顾身家性命，冒险入京告发，致使自己家人全部被叛军抓进监狱。这件事令忽必烈大为感动，让他深深感觉到西夏人“刚直守义”，足以重用。当时忽必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南宋、一统天下，可南宋是拥有百万军队的大国，完成这一大业，需要大量的人才。西夏“土坚腴，水清冽，风气广莫，民俗强梗尚气，重然诺，敢战斗”，因此，西夏遗民成为忽必烈所倚重的力量，其地位直线上升。
　　忽必烈时代，唐兀闾马在军中成长为一名强壮的战士，正赶上西夏遗民的好时候。
　　战后“转业”到濮阳　　
　　按《唐兀公碑》的说法，闾马“多获功赏，然性恬退，不求进用，大事既定，遂来开州濮阳县东，拨付草地，于民相参住坐”。所谓“大事既定”，指的应该是蒙古灭掉南宋，一统天下。“拨付草地”，是说由政府划给土地做牧场；“于民相参”，则说明唐兀闾马不是普通民户，而是“官户”。
　　由此可以看出来，闾马来濮阳并不是个人行为。元朝一统天下后，已没必要保留大量的军队，裁军势在必行。闾马应该是从野战部队“转业”，但还保留军籍。
　　元初天下底定，但忽必烈对于如何保护偌大的帝国煞费苦心，他命“宗王将兵镇边檄襟喉之地，而河洛、山东据天下腹心，则以蒙古、探马赤军列大府屯之”。濮阳地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交界，是南北交通要道，因此被安排了大量屯田部队，他们“上马则备战，下马则屯聚牧养”。闾马大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被元政府安排到濮阳居住的。他的后代一直没有脱离军户籍，到他的孙子唐兀崇喜等人仍是“军民万户府”的“百夫长”。
　　虽说仍是军户，但战后社会安定，闾马们修建住宅、添置家产，经历数十年动荡之后，在全新的环境里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
　　经过蒙古灭金、灭宋的战争，中原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，大量人民或死于战乱，或纷纷南逃，人口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，曾经繁华的地区变得“土旷人稀”了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，元朝政府“拨付”给闾马的“草地”想必面积广阔，经过数代经营，闾马的后代逐渐成为一个殷实富裕的豪绅地主。
　　定居濮阳的时候，唐兀闾马大约３２岁，正值盛年，是经营人生的最好年龄段。他给自己娶了一位同是“色目人”的哈刺鲁氏新娘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哈刺鲁氏意为“雪人”，因行军时遭遇大雪迷路而得名，是突厥原始部落之一，他们较早归顺成吉思汗，在元朝政治地位较高。与同为草原游牧人后代的哈刺鲁人联姻，可能是唐兀闾马现实的选择，在陌生的环境中，他需要与自己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人一起，共同开拓生存的空间。
　　唐兀闾马有５个儿子和１１个孙子，他们有的与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人联姻，有的与汉族成亲，在元朝末年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。
　　河南西夏后裔知多少　　
　　从蒙古与西夏开战到西夏灭亡，有大批西夏人被迫离开家园，出现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移民潮。他们迁徙的范围相当广泛，见诸记载的，有中亚、尼泊尔、漠北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山东、江浙等诸多地区。其中既有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，也有其境内其他民族的人。
　　据文献记载，移居河南的西夏移民不只濮阳杨氏，南阳的唐河、邓州、方城以及信阳、开封、鹤壁浚县等地都有西夏遗民，但由于没有像杨氏家族这样世代相传的文献资料，这些西夏遗民现在已无踪可寻。
　　南阳的唐河、邓州、方城和信阳一带的西夏遗民，大多是汉族，在西夏灭亡时，为了躲避空前的浩劫，他们逃回了中原。据《金史》记载，１２２６年，西夏人王立之出使金国，他还没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西夏已经灭亡。无家可归的王立之接受了金国的任命，出任“宣差弹压”一职，主管收抚西夏流民。
　　数年后，王立之家人也逃回中原，他上书说，自己先祖本是申州（今信阳）人，请求辞去官职，回归祖籍。金国皇帝下诏恩准，让他回申州仍担任“宣差弹压”，主管唐（今唐河）、邓（今邓州）、裕（今方城）、申等地西夏流民。这部分流民大多本是汉族，很快就融入了本地，没了踪迹。
　　金国灭亡后，西夏人察罕“以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，赐汴梁、归德、河南、怀、孟、濮三千余户为食邑，及诸处草地，合一万四千五百余顷，户两万余”。察罕在蒙古与西夏开战前就归顺了蒙古，当时他只有１０来岁，极聪明，深得成吉思汗喜爱，被认为养子。长大后随蒙古大军东征西讨，勇武忠诚，战功赫赫。蒙古大军在兴庆府屠城之时，察罕极力劝谏，救下无数生灵。他的势力范围在河南，死后又“追封河南王”，追随他的西夏人，应该有不少落户河南，可惜史籍没有多少记载，而这些人的后代也没有保存下来可资考证的资料。
　　１９７４年，浚县砖瓦厂在施工时发掘出一通墓志，叫《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》。由此引起人们对浚县西夏遗民后裔的关注。汉阳知府名叫哈喇哈孙，是浚州（今浚县）达鲁花赤（元朝一地最高军政长官）述哥察儿之子。述哥察儿的墓至今仍存，是浚县知名古迹之一。他的墓碑早已不存，但元代学者吴澄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因收入文集而保存下来。此人是西夏遗民，追随蒙古军队征战，屡立战功，被任命为浚州达鲁花赤。退职后，他“买田筑宅黎阳山（即浚县大　山）下”，其子孙从此定居浚县。他儿子从汉阳知府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，结庐于父亲墓前，死后也葬在这里。吴澄为述哥察儿撰写墓志铭时，这支西夏遗民已经繁衍四代，其曾孙“男五女二”，由此推定，浚县肯定有一支西夏遗民后裔。
　　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曾专门对此进行研究，但他在《浚县志》上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从姓氏上找，浚县３３７个姓氏没有述姓。查读音接近的姓氏，舒姓有１００人左右，述哥察儿的后裔繁衍至今，应该有数千人，这个姓氏人数太少；苏姓有上万人，人数似乎又太多。浚县３００多个姓氏中，只有端木、王、张、岳等几姓有族谱，使人无从查起。大概这支西夏遗民已完全融入了汉族。
　　濮阳杨氏家族世代相传的《述善集》，收录了不少其四世祖杨崇喜与元末明初文人相唱和的诗歌，其中有数位作者署名为西夏人，可见当时西夏遗民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并有不同寻常的感情。众多的遗民没有留下痕迹，而濮阳的这支遗民却保留下来珍贵而翔实的史料，记载了自己祖源。这种祖根意识，是汉化的结果，还是对西夏党项人身份潜在而强烈的怀念？
　　□首席记者姚伟记者陈伟文图
　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，杨氏家族辗转到濮阳定居，不像是唐兀闾马个人的选择，而是全国统一后，蒙古人有意的安排。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大概是濮阳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，土地肥沃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。图为杨氏家族祖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