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氏夫人

　　袁世凯家中，杨氏是最能得到袁世凯欢心的人，所以一般也尊称她为五夫人。她的主要任务是辅佐丈夫、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，她的角色便是贤妻、良母和严妇。袁世凯给杨氏以如夫人(从称谓上说，“如夫人”比“妾”尊重了一点，如夫人有一定的身份，也不同于一般百姓家的小妾)的地位，并享有“治内”权，即管理家内事务的一切权利，连袁世凯往往也不得干预。

　　这个“治内”权，当然也包括管理其他如夫人们。袁世凯很听从杨氏的意见，所以袁家上下都要服从她的管束，碰到棘手的人和事，她可以随时告诉袁世凯并出面解决。因此，全家上下都出于袁世凯的缘故而对杨氏抱有畏惧的心理，连元配夫人于氏也不例外。

　　袁静雪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中说：“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。”于是后人书中纷纷都说杨氏不漂亮，但又都说杨氏是袁家名副其实的“王熙凤”，管家、治家和理家都有一手，况且杨氏也是能说会道、心灵手巧。

　　袁世凯为什么如此宠爱杨氏？如果杨氏没有一点风姿的话，袁世凯恐怕也不会每天早晨醒来总是让杨氏在身边伺候，让杨氏给他通报一天的事情和安排。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可以既不操心，也不过问。无论是该吃什么，该穿什么，或是该换什么衣服，该做什么东西，都交给杨氏打理，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。同时，袁世凯让她管理整个家，既“治内”又“理财”。治内即管人，理财即管钱。袁家的日常生活，银钱用度，都由杨氏一手掌持。她管家后，能左右周旋，办事果断，家中诸事翕然具举，皆无间言，袁家上上下下亦井井有条。

杨氏生育了六个孩子，四男二女，其中小女儿早年夭折，大女儿后病逝。袁世凯是一位严父，杨氏也大致是一位严母。

　　杨氏给儿子们立的门风家规是相当严格的，她绝不允许儿子们彻夜不归混迹于妓院、戏场和舞厅，她每到晚上九点就坐在厅堂等儿子们回来。

　　杨氏虽然对儿子们要求严格，但是儿子们外出求学期间，从生活起居、身体健康到保证学习等等，慈母之心百般牵挂。

　　杨氏给出国留学的儿子们立了四条规矩：一、不能信洋教；二、不能娶洋媳妇；三、不能带洋孩子回来；四、不能吸毒。

　　几个儿子留学期间没有一个破了这些规矩。但是有两个儿子的婚姻后来出现变故。一个就是九公子袁克久，因为跟黎元洪的次女黎绍芳结婚的时候，新娘黎绍芳精神有一些问题，这本身就酿下了一桩悲剧的婚姻，后来袁克久先后与李熙、张雅丽生活在一起，袁家第三代人分别称她们为小妈妈和九姨，而从未称其为九婶。还有一个就是十一公子袁克安，他从美国回来以后，成为袁家抗婚第一人。这两位公子早年去美国留学，开始接受美式的生活方式，拒绝了传统婚姻的束缚，走向了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。这两桩婚姻变故时杨氏还健在，并且也默许了这样的变故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杨氏的头脑并不是很顽固，在对待子女的婚姻上，还是能够体谅到子女的个人意愿和幸福，反映出杨氏治家的一个风范。

杨氏管理袁家几乎有二十个年头，从1896年到1916年，从17岁到将近40岁，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。那时候大家都称五夫人杨氏为老奶奶，其实她还不到40岁。她头脑清楚，长于理财，她从小为父亲经营花厂子，后来为袁世凯管理大家，袁世凯故去后又经营自己的小家，杨氏临死前留给孩子的遗嘱是“不要从政”。纵观五夫人的一生，从管家，到立家，最后到治家，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，都是理财有术，治家有方，与政治无涉。

　　杨氏自己早年在山东接受过外国传教士的教诲，让自己接受新事物，这与她后来支持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她把几个儿子送去英美留学，当时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，如果杨氏作为母亲，思子情切，不愿意骨肉分离，他们完全有可能去不成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会大大不同。

　　1916年5月，袁世凯的病情已经很严重，他传见他的得力助手王筱汀嘱托，王筱汀事后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老（指袁世凯）一生宦囊，连股票统计，实只二百万之谱，余皆知者。或自知病情不佳，故呼予嘱托，以为子孙计耶！然公之子女合计三十余人，以二百万元分配之，无论如何，十年后即当有贫窭者可断言也！”

　　袁世凯去世后，袁家人统统离开中南海，遵照袁世凯的遗嘱，第一次分家在1916年6月底或7月初，由长子袁克定主持，每个儿子15万元；每个女儿银元1万元；每位如夫人分得一幢楼。五夫人带着克桓、克轸、克久、克安搬到天津大营门一带两层德式洋楼第三幢。第二次分家是在1938年春，其时平津失守。在袁克定主持下，将平津五处不动产变卖，共得伪联币397.44万元，按“克”字辈十六人分，每人得24.84万元。

　　五夫人杨氏从1916年离开中南海新华宫，一直到1937年离开人世，21年生活在天津。她勤俭持家，没有把家产都分完，而是把这部分财产集中起来支持兴办实业，像开滦、启新、耀华、江南和华新等等大型的公司，都是晚清以来兴起的比较大的企业。她鼓励儿子们投资民族工业，这是她对儿子事业所作出的选择，她也鼓励儿子们不要坐吃山空、踏踏实实干实事，这都反映她当时清晰的理财思路和远见卓识。（以上内容出自《作家文摘》1650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