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提示：从事商院教育12年，他坚持即使会赚钱价值体系反人类也不是好学生；观察中国企业在国际的发展，他感叹中国企业家用《楚汉传奇》中的伎俩不被打得一团糟那才见鬼；思考中国国学文化，他直言中国文化的冲突导致中国人见风使舵没有原则；实践中国的管理思想，他总结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管理方法都扔到垃圾堆了；他是由林毅夫先生一手创建的北大国际商学院的现任美方院长杨壮。

本期嘉宾：北大国际(BiMBA)商学院院长杨壮

中国企业家用欺骗伎俩在国际竞争中将一败涂地

凤凰网教育：近年来，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，都发展的很快，这就导致了他们面临了很多自己搞不定的问题，然后就出现了一门好生意。像类似于思八达这种培训，刘一秒他们就看到了这门生意，并且得到众多企业家的支持。那么您认为这一帮企业家，去选择类似思八达这种培训，而不选择商学院进修的原因是什么？

杨壮：我个人觉得，中国企业家要在学习中，中西知识都需要有，思八达学的主要中国的国学。那么中国的国学，博大精深，因此在这个文化博大精深的过程中，国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知识系统，一个体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学。从《论语》到入世道里面很多东西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《孙子兵法》等东西，包括佛教的《金刚经》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，认真去学习、思考、探讨的问题。

我了解到，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，很多老师的国学水准不到家、不到位，哗众取宠，只把国学中一些精华、经典拿出来，而没有对国学整个体系进行认真思辨，去粗取精。因为我个人觉得国学中，很多的思想和观点，并不符合今天时代的要求；很多的思想和行为举止，并不符合国际化的要求；很多的理念和价值，与我们所说的这个普世价值有所冲突。

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比如关于诚信问题。国学过程中，很少讲到诚信，他讲到其他的点，他很少讲诚信。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家不诚信，是中国企业家在世界整个发展过程中，所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。中国企业家到很多地方违背企业的契约精神，中途把契约给去掉，包括在波兰，波兰铁路和德国铁路建成，我们的一家大的央企，就把这个契约给签掉。在法国，我们另外一家大的央企，在法国波尔多整个的这个红酒制定过程中，把契约给放弃掉。不去遵守国际的法令，而按照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按照自己的利益，根据自己的利益驱动去做很多事情。

而教国学过程中，在这个点上，很少有人真正把国学理念的这些谋略的东西进行分析，而把它抛弃。很多我讲的一点就是在教国学过程中，他们更多的是去教的是国学中的术。所谓的术是什么？术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争斗，国学中的这种谋略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来讲我们中国的历史中的争斗，像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刘邦和项羽的《楚汉传奇》，这个过程中你仔细看，在中国那种文化的体系之下，在中国那种没有普世价值体系，双方的争斗一定要充满了这种谋略，和这种技术上小小的伎俩，战术上的伎俩。所以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发现里面到处都充满了欺骗，而这些东西，如果我说作为一种人生知识的增加的话，还没有什么关系， 如果你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第一把手，用这种方式方法打到国际上，你不被国际的法规、法律和国际的所有准则打得一团糟，那才见了鬼。

还有一点，我们真正谈这个孔孟之道里面的君与臣，父与子，在整个的历史中会看到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修身是你自己去，齐家你慢慢自己建起来，谁去治国，谁去平天下，这不是你的事情，是别人的事情。老百姓你去修身，但是进入这个政府之后，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孔子还讲过，其实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、教育过程中、教育思想过程中，应该是有教无类，我们应该对把教育机会给予所有的社会上的人。而且这个应该尊重社会上的所有的人，那孔子的思想是什么？孔子想读书、做官论，“学而优则仕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因此就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创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阶层。 中国文化的冲突导致中国人见风使舵

杨壮：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为什么要去学校？上学才能当公务员。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习的目的是进入政府。这个东西哪儿来的？是中国古文化，并不完全是共产党所带来的。所以在我们的骨子里根深蒂固，因此在这个里面，就表面很清高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。

比如说爱心，比如说宽容，比如说海纳百川，比如说孔子讲的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，这都是普世，这些价值是我们应该教的，我们应该影响别人的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在整个学习西方领导的一个过程中，更加强调一个人的品格、品质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诚信。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个人看到，这么多年，就是由于它的博大精深，由于它的波源甚小，由于它引申到不同的侧面，它中间有很大的冲突，它导致两个不好的结局。好的东西是使中国人比较灵活，比较辩证；它不好的东西，是我们没有一个原则。我们见风使舵，形势变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发生不断的变化。

今天我们试图说，我们可以遵循这个孔孟之道；明天我们从政府里面出去以后，我们可以寻找老庄之道，开始是以社会和谐，老庄之道与自然和谐；自然，我发生冲突之后，我们可以信奉这个禅宗、佛教；我们自己和自己和谐，与世无争，我们可以退居二手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，它不是建立一条生活维生的这么一个体制上，它建立有生命作为的体系之上。因此它的人文体系之后，它包括一个人的视角，一个人的视野，它包括的哲学体系，包括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他的宇宙观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在西方你看到了那么多人为了真理而斗争，那么多人为了真理而献身。

我们看到苏格拉底，为了他的真理，他接受了雅典市民给他的判决，他服毒而死，只是在服毒而死之前说，让我讲完这个课我再死掉；我们看到了哥白尼，证明了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因此他冒着这个死亡的危险；我们看到了伽利略，为了证明这个科学的一点。西方的哲学最后保持了科学，它的科学是通过宇宙的，因此它可以看得各大局，通过宇宙之后，可以找到一个真理，中国没有。中国没有终极思想，我们是今生今世，把自己保护好、生活好，就可以了。因此在这种大局上，中国开放之后，中国人、中国企业家出去以后，在世界上不碰壁才见鬼！我们的企业，几乎是看到我们企业的盈利。我们企业几乎到了一个地区去，不是看到了当地的这些人，我们不是为他做，因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，我们哪想过，我们做这件事为别人。毛泽东说，我们为了共产主义，而毛泽东整个神话破灭之后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的原始，原点。

今天的教育来讲，西方的人普世价值教育、领导教育，这种世界观的教育，特别是信仰的教育，我说的信仰不是完全的宗教信仰，而我本人不信宗教，也不信佛教。那佛教中的精神，包括爱心、平等、公正公平、阳光透明，所有的这些东西，都应该是我们行为举止的核心。而不应该是阴暗、负能量，对很多事情采用这种小手段、小谋略去达到你自己的目的。这样的人，最后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尽管你是一个孙悟空。这一点很多人都对中国人，很多人都进行一个评价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在这个点上，对中国文化和对国际文化要有一个深层次的反思。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管理方法受到巨大冲击

凤凰网教育：就您刚谈的国学思想，现在国内很多商学院的教育都是来自于西方的那种教育体系， 那么您觉得存不存在不接地气的这种问题？

杨壮：我经常说的一举话叫顶天立地，所谓顶天立地就是说，你要有自己的哲学体系，但是你还要脚踏实地，和中国的实践结合在一起。如果说不接地气的话，那在80年代、7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不接地气。我们刚刚开放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但我们今天看一下中国的进步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管理思想，中国管理界思想，现在现代企业的思想，百分之九十来自西方，这点你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我们原来毛泽东时期的，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管理方式方法，几乎全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了。但是核心的问题，要和中国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，中国的大局结合在一起，学西方要学西方的，特别是理念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顶天立地。

中国人的这种人情，中国人的这种爱心，中国人对人的重视，必须要和西方的制度、方法、体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因为中国的5000年的人文历史，中国的那种“人治”的历史，已经证明在一个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候，是很难很难持续。而我们今天，由于我们有这么一个人治的传统，我们今天政府所存在的很大的问题，包括薄熙来事件之后，将来接班人的问题。怎么样真正的建立一个宪法，能够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，在这个过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的态度？怎么能够建立一种制度，让每一个公民，我说的是citizen，我说的不是市民。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平常的居民证，它叫居民证，实际上我们都是公民。公民都有公民的义务和公民的责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
那我们每一个人，真正的能发挥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强势，这一点对于我们商学院的发展来讲，变得尤为重要。因此，把国外的东西和中国的人文，国外的短期和中国的长期，国外的这种体系运作和中国的辩证思维，能够完美的结合一起，就是达到最佳。我们以前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案例，这些案例按照西方的角度写了中国问题，有的案例写的相当糟糕，最近这几年我在教学中，用西方案例用的越来越少，因为我觉得西方能够解读中国现象，中国现象背后的问题和实质，这样的人很少。

企业老总初来商学院是谁也看不起谁

杨壮：2000班，这个班刚去的时候，第一届2000年你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刚来，这个班里什么人都有，有步长集团的老总，有黑石集团的老总，有纺织机件的老总，有汇佳学校的董事长，有鸭王的总经理，这些人都在这个班上。来了以后，大家开始就是谁也看不起谁，大家互相吵来吵去、打来打去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好。在第二届班委选了以后，等学生快毕业的时候，我们选了第二届班委，这个班委的班长叫张婕，他就提出了六字方针欣赏、分享、健康，学员之间要互相欣赏，不能互相排斥，学会欣赏是一个人的美德的重大体现，一定要分享信息，人和人之间一定要分析很多信息，不要把自己的信息自己藏起来，只有真正的达到分享之后，你才能真正做到包容宽容，海纳百川，这点对这个班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另外一个班集体，是2009班，这个班集体班委第一届、第二届都不错，但是第二届班委很有意思。他出了一本杂志，叫《我们》杂志。《我们》杂志有两个，有两个人主编，一个叫孙小波，一个叫张杰，张杰和孙小波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。所以他们对这里头的思想、理念和观点极为传承了北大人文传统思想自由建立平台。就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个中西，这个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这些观点都在他们这个文章中溢于言表。因此这个班，在毕业的时候还拍了一部电影， 叫“1919”。那么1919在这里面专门讲的是，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蔡元培，所有这些讲述北大的文化、中国的文化，谈一个核心的问题，中国向何处去，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这个班，由于他的班长和班委，特别是他的班委中的核心成员具有北大人文理念，因此把这个理念带进来了。

凤凰网教育：学员的管理制度，来源于哪？

杨壮：管理制度是我们参考了国外的管理体系，商学院的管理体系，也参考了其他的商学院的，也看到了其他商学院的一些管理体系。比如是像中欧，像光华，我们也看到那个。我们自己给我们学生制定了一些教学要求，那在这里想跟你分享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学生，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有积极认真的态度去参与每一堂课，不迟到不早退，这是第一条。

第二条就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，像西点军校的仕官生一样不撒谎，不欺骗、不剽窃，也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。不剽窃是什么？就是在上课过程中有大量的写作，我们不从网上剽窃，不从同学中剽窃，不自己去从不同的这种渠道中剽窃，而思想的来源、内容的根基全在于自己的体会和感悟，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。

凤凰网教育：现在是达到了这样一种情况，那之前有没有出现过您刚说的那种现象？

杨壮：当然有了，有的个别班、个别同学有这种情况，一喝就喝的很醉，喝的很醉以后，当然就会影响第二天的课程，所以我们在此期间经过探讨之后，觉得这种现象是不能允许的。

所以班委会的选举过程也是一个民主选举过程的核心，班上有人是自荐或者推荐候选人，上去以后，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七个是当班委，十几人当了至少一倍左右的候选人，上去以后喊出自己的理念，填充自己的未来工作的看法和想法，为学生服务的一些具体的方案和措施，在这之后他们就班委成立了，班委成立以后，实际上这个班委会，特别是这个班长对这个班级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我们这些年的经验也是这样，学生的这个团体，你要想让他们发挥出巨大的作用，在他们课余之间、学习期间，不仅在学习上，关键有一个班委，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委，班委中有一个强有力的班长，有视野、有价值观、有能力、敢于担当的班长也很重要，这一点。 女明星到商院找老公对商院发展是扭曲

凤凰网教育：您刚刚分析了那个商院学生的构成，对于现在有很多明星选择来上商学院的这个现象，您是怎么评价的？

杨壮：我觉得明星选商学院，按理来讲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。因为明星选商学院，很多明星在创作过程中，或者演技过程中，觉得自己在管理方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来了。但是我觉得关键问题是，这个商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炒作，男明星、女明星到那儿去，找成功的老公，这东西一旦炒作之后，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问题是很多人就觉得商学院就变成了富人俱乐部，变成一个富人婚姻俱乐部，变成一个富人财富俱乐部。而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对商学院发展是极为有害的，也就是说实际上真的扭曲了商学院的正面的发展。

商学院，我个人认为，取决于你的年龄层和你的阶段性，和不同的班级，商学院的核心点是培养有国际视角的职业经理人，和有国际视野综合国际素质的，普世价值的领军人物，主要是这两条。在北大，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明星，我们的要求是：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个人素质，对于在学习上，你必须有你自己的这种强烈的学习愿望，对于你来讲，我们不能给你很多很多特权。

我举个例子，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两位，一个是马洪涛，一个是计渝，两个中央二台的主持人都在我们这儿学习，班上的绝对的优秀分子。而学习过程中，他们学到了班上很多东西，而且班级文化创造过程中，班级整个这个组织活动过程中，发挥了积极的领军人物的作用。两个人在不同的班级，一个是2007， 一个是2009班级中的这种作用，我觉得溢于言表。

最近我们还招了一个女中音歌唱家，她在90年代美国茱莉亚学习生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在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音乐大学等，都任职任教，同时在中国5个学校也任兼职教授。那她考我们这边干嘛？考我们这边就想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她考我们这边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重新的一个定位，所以她来了以后，我的课她只请了一次假，这次假是不得不请，很多人有这个假那个假，她没有。经常是上课是从外地排戏，排这个演出的过程中赶回来，自始至终。有些课程不懂，让老师去帮助她辅导，也要考。因为，作为统计，作为数学，作为很多技术性很强的课程，她是很弱的。但是她这种精神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，因为她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，来这里真正是为了学习。

而对这种人，我们在不断的表扬，针对社会上明星来商院就是玩儿，明星来这就是产生明星效益，带领很多其他人到我们这地方来上学，最后变成一个明星俱乐部，这个东西我们截然不同。我们对明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要求。

我不赞同能赚更多钱的就是好学生

凤凰网教育：对于前一阵，我们采访过一位知名高校的校长，他曾经在衡量商业学生的时候说过，能赚更多钱的就是好学生，您认为这句话对吗？

杨壮：我不太赞同这句话，尽管这句话表面有它的道理，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有一点偏差，我个人认为就是从几个角度来讲。

首先，第一个角度就是赚钱用什么方法来去赚，这点很重要，中国国语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因此，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，是不是合法的方式，是不是对社会有益的方式，是不是能够不给社会的环境带来巨大的这种负面效应的这种方法，以及是不是合乎中国的法律法规的方法去赚钱变得尤为重要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家赚了很多钱，实际上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去赚的，是在一个不健全的法治情况下赚的，是在赚钱之后，伤害了一大部分的社会和环境的利益的情况下赚的，而这样的学生，我从来不认为是好学生，而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要受到法治的、法律的制裁。

第二，赚钱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效果，因此一个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一个学生在短期内不赚钱，但他真正做到了为长期赚钱，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。那么在不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的情况下，他仍然是一个好学生，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情，并不简简单单的去赚一个短期的钱，因此我们看问题还要从短期、中期、长期去看。

第三，我觉得是否赚钱，还必须要跟他是否到达一个社会利益，这个能够吻合在一起，一个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损害了这个社会的利益的情况，我觉得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好学生。因此我觉得做一个好学生，商学院的好学生，尽管我们商学院是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，能够企业的盈利，这是我们商学院学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，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，充分条件我刚才讲那几个条件必须满足之后，才能对这个学生下一个定论，他到底是不是好学生，哪怕他赚了很多钱，赚的方法不一样，或者短期、长期的这种东西没清楚的话，他仍然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。